萨比娜被人游说去参加了一次同胞聚会。话题再次落到了是否应该拿起武器跟俄国人去拼。当然,在这儿,有移民的安全屏障,所有人都宣称应该去拼。萨比娜说了一句:“那好!你们都回去呀,都去拼呀!”

这话可不该说。有位让理发师用发钳精心烫过、一头花白鬈发的先生,用细长的食指指着她,斥责道:“不要这么说话。你们大家对过去的事情都负有一份责任,你也一样。你以前在国内都做了些什么?反对当局了?画了点画,仅此而已……”

在某些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是一项基本且长期的社会活动。一个画家要获准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去海边度假,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要被召入国家队,首先,必须具备各种关系,弄全各式各样的有关证明(门房的,工作单位同事的,公安局的,党支部的,企业委员会的),然后交由专门指派管辖此事的官员对这些证明加以综合,评估,复审。证明里所表明的一切,与该公民的绘画才能、射门能力或是非去海滨疗养不可的健康状况毫无瓜葛。问题只在于一回事,在于所谓的“公民政治面貌”(公民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表现如何,是否积极参加会议和五一节游行)。由于一切(包括日常生活、晋级和度假)都取决于公民得到怎样的评价,因此,所有人(为了进国家队踢球,为了办展览,或是去海滨度假)都不得不好好表现,以获好评。

萨比娜听那位灰白头发的先生讲话时想的就是这些。同胞足球踢得好不好,或是有无绘画才华(从来没有一个捷克人关心过她画的什么),这人都满不在乎;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弄清楚他们是否反对过当局,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一开始就背叛还是最终变节,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

身为画家,她精于观察人的脸部。自从到了布拉格,对热衷于监察及评判他人的那类人的长相,她已经相当熟悉。这类人全都长着比中指稍长的食指,说话时专用来指戳对方。而且,曾在波希米亚连续执政十四年直至一九六八年的诺沃提尼总统,也有着一头一模一样的让理发师用发钳烫过的花白鬈发,还为自己拥有中欧居民中最长的食指而洋洋自得。

那位尊贵的移民未曾见过这位女画家的一幅作品,当他从她的嘴里听出他长得很像共产党人诺沃提尼总统时,脸顿时涨红了,接着发白,一阵红,又一阵白,想辩驳什么,却说不出来,陷入了沉默。所有的人同他一道哑口无言。萨比娜最终只得起身。离开了。

为此她心里感到难受,可一走到街边,转念一想,到底为了什么她要跟捷克人来往呢?她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因为一片乡土吗?若要问他们“波希米亚”一词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恐怕在他们眼前浮现出的,会是一个个全无联系的散乱的画面。

不然是文化?但文化又是什么?音乐吗?是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对。可是如果一个捷克人不爱音乐呢?那捷克人的身份本质岂不立刻落空。

抑或是那些伟人?扬·胡斯?他的著作那帮人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他们惟一毫无例外都能明白的,就是火焰,胡斯被当作异端烧死时那火焰的荣光,化为灰烬的荣光。如此一来,萨比娜心想,捷克之魂的精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抔灰烬罢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的失败和相互的斥责。

她急匆匆地走着,困扰她的,不是因为与那些移民闹翻了,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念头。她知道这些想法不公正。捷克人中除了那类食指过长的,还有另一些人。她说话之后那难堪的沉默丝毫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反对她的。他们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敌意,因为她不理解他们做移民的苦衷而不知如何是好。那么,她为什么不对他们抱以同情?为何不觉得他们是被抛弃的,让人可怜的呢?

我们已知道答案:当初背叛父亲,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她不愿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决不!她决不愿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她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她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她鼓掌叫好。

但是自我陶醉很快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永远终结,一了百了!

当天晚上,她脚步匆匆地赶到车站月台。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车已经就位,她找寻着自己的车厢。一位很和气的乘务员将她领到了卧铺车室的门口,她一拉开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床上,床上的盖毯已经拉开。他急忙起身来迎,她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亲了又亲。

她真恨不得像天底下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对他说:别放开我,把我留在你身边,让我做你的奴隶,使劲呀!但是这些话,她不能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当他松开怀抱时,她只是说了一句:“跟你在一起,多开心啊!”她天生内向,不可能再多说一个字。

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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