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的这些明信片,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了二十几年后,为了筹建纯真博物馆,我在和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著名收藏家交朋友、在城里和欧洲的跳蚤市场上(还有小博物馆里)转悠时收集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著名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才同意我摸一摸,从近处看一看其中的一张明信片。这个熟悉的现代和国际风格的酒店,不仅让我想起了订婚的那个晚上,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十岁那年,父母和今天早已被遗忘的美国影星特丽?摩尔一起,激动地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整个上流社会出席的酒店开业典礼。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父母在短时间里适应了这个从我们家窗户也可以看见的、与伊斯坦布尔那陈旧和疲惫的轮廓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那里。父亲的客户、那些喜欢肚皮舞的外国公司代表会在希尔顿下榻。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会去酒店吃那个叫“汉堡”的美妙东西,因为它们还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其他任何一家饭店里。留着细长胡子的门卫,穿着配有金色饰带、亮晶晶纽扣肩章的石榴色制服,这会让我和哥哥着迷。那些年许多“西方”的新事物首先会在希尔顿进行试验,各大报纸会在酒店里安排一个记者。若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弄上了污渍,她会让人送去希尔顿的干洗店,她自己则喜欢和朋友们在大堂的蛋糕店里喝茶。我许多亲戚和朋友的婚礼也是在酒店楼下的舞会大厅里举办的。当明白订婚仪式不适合在我未来丈母娘的破旧别墅举办后,我们一起决定了就在希尔顿。另外,自从开业,希尔顿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家文明酒店之一,因为它从不向那些富有、优雅的先生和勇敢的女士讨要结婚证便可开出房间。

切廷把我们(父母和我)早早地送到了影子像飞毯似的大转门前。

每次进酒店都会变得兴高采烈的父亲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

我们找了一个看得见大堂的角落坐下,父亲向他认识的老招待员问好后急忙为我俩要了“拉克酒”,为母亲要了茶。我们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兴致勃勃地看着傍晚时分酒店里的人群和纷至沓来的宾客。当衣着时尚的嘉宾、朋友、好奇的亲戚们随着快乐的人群一个个在我们前方经过时,他们谁都没看见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仙客来盆花宽大的叶子后面。

母亲说:“啊,雷詹的女儿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她看着另外一个客人皱着眉头说:“应该禁止那些腿长得难看的人穿迷你裙。”回答父亲的一个问题时母亲说:“不是我们,是他们让帕慕克一家坐在后面的,真可惜!”随后母亲又指着别的客人说:“可惜啊,法泽拉女士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人老珠黄……要是他们在家里待着就好了,我也就看不到她这副可怜的样子了……那些包头的女人是茜贝尔母亲那方的亲戚……我看希贾比先生是完了,扔下玫瑰般的老婆和孩子跟这么一个庸俗的女人结婚……看这个理发师内夫扎特,好像要跟我过不去,把祖姆鲁特的头发跟我的弄得一模一样。他们是谁,夫妻俩的鼻子、站相,甚至是他们的衣服难道不像狐狸吗?儿子,你带钱了吗?”

父亲说:“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他急急忙忙跑回家,换了衣服就过来了,不像是来参加自己的订婚仪式,倒像是去俱乐部。亲爱的凯末尔,你身上带钱了吗?”

“带了。”

“好。把背挺起来,好吗?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在你身上……好了,我们过去吧。”

父亲向招待员做了一个“单份”的手势,先为他自己,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为我——他依然用手比画了一下——又要了一杯拉克酒。

母亲对父亲说:“你的抑郁和烦恼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又怎么了?”

父亲说:“难道我不能在儿子的订婚仪式上喝点酒高兴一下吗?”

“啊,她多美啊!”看见茜贝尔时母亲说道,“她的裙子也美极了,珍珠也镶得很到位。姑娘本来就很出色,所以穿什么都好看……她穿那裙子好可爱,好优雅,不是吗?多么可爱、贤淑的一个女孩!儿子,你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

茜贝尔和刚刚从我们面前经过的两个漂亮朋友拥抱了一下。姑娘们小心翼翼地举着刚刚点燃的细长香烟,用夸张的动作努力不去破坏彼此的妆容、头发和衣裙,她们互相亲吻了对方,没让抹了口红的嘴唇碰到任何地方,随后她们欣赏着彼此的衣服,说笑着互相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项链和手镯。

父亲看着三个漂亮的女孩说:“每个聪明人都知道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但最后只有傻瓜们才会幸福。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

母亲说:“今天是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穆姆塔兹,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废话?”母亲转身对我说:“好了,儿子,你还待在这里干吗,快到茜贝尔的身边去……你要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和她分享所有的快乐!”

我放下酒杯,当我从花盆后面径直朝姑娘们走去时,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1]艾瓦勒克(Ayval?k),土耳其西部靠近爱琴海的一个海滨城市。[1]人哈里斯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分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

当宾客们站着等烦了,老人们疲惫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桌边跑动、玩耍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奶奶,我找到我们的桌子了”/“在哪儿?别跑,你会摔跤的!”)开始入座时,前外交部长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用一种外交官——政客的机敏把我拽到一边,加上他自己的回忆,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茜贝尔是多么优雅,她的家庭是多么有文化。

他说:“凯末尔先生,像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式家庭已经没有了。您是个生意人,会比我更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无知的暴发户,他们的老婆、女儿都是包着头的乡下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男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跟在两个裹着黑色长袍的老婆后面去了贝伊奥鲁,请她们吃了冰激凌……告诉我,你确定要和这个姑娘白头偕老吗?”

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我没能用一句玩笑来修饰我的回答,让老部长大失所望。

“婚约是不能毁的。也就是说,这个姑娘的名字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让我马上来给你们订婚,这样我们就可以吃饭了。你过来……”

尽管知道他不喜欢我,但一点也没影响我的情绪。部长对聚拢在我们周围的来宾先说起了一段服兵役时的回忆。从中他得出四十年前土耳其以及他本人非常贫困的结论,然后他又真诚地讲述了那时自己和过世的夫人是如何俭朴订婚的故事。他又当着来宾的面夸赞了茜贝尔和她的家庭。尽管他的讲话并不幽默,但包括手上拿着托盘、站在远处的招待员在内,所有人都在笑着,甚至是快乐地听着,仿佛他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茜贝尔十分喜爱、长着一对大门牙的十岁女孩胡尔雅胡尔雅,用银托盘把我在这里展出的订婚戒指端上来时,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茜贝尔和我因为激动,部长因为糊涂竟然一时搞不清应该把戒指戴到哪只手的哪个手指上了。一些本来就准备笑的来宾高声叫道:“不是那个手指,是另外那只手。”当一阵像一群学生发出的快乐嘈杂声开始响起时,我们终于戴好了戒指。部长剪断了绑在戒指上的红丝带,瞬间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像放飞的鸽群发出的噪音。尽管我对此早有准备,但这么多我认识的人高兴地为我们鼓掌,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幼稚的激动。可这并不是让我心跳加速的原因。

我在人群中,在大厅后面的一个地方看见了坐在父母当中的芙颂。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当我亲吻茜贝尔的脸颊时,当我和立刻过来亲吻我们的母亲、父亲与哥哥拥抱时,我知道自己兴奋的原因,但我以为能够掩饰它,不仅对人群,也对我自己。我们的桌子就在舞池的边上。入座前,我看见芙颂和她父母坐在最后面的一张桌子上,他们的旁边是萨特沙特的员工们。

哥哥的妻子贝玲说:“你们俩都很幸福。”

茜贝尔说:“但我们感觉很累……订婚仪式都这样的话,还不知道婚礼会怎么累人呢……”

贝玲说:“那天你们也会很幸福。”

我问道:“贝玲,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贝玲说:“看你在说什么呀。”一时间她好像想到了自己的幸福,但即便是那个时刻的玩笑都让她感到不安,因此她尴尬地笑了笑。在终于吃上饭的人群发出的快乐声响、叫喊声、刀叉的碰撞声和乐队的乐曲声中,我俩同时听到哥哥在用刺耳、尖细的声音和一个人说着什么。

贝玲说:“家庭和孩子们。即使你不幸福,甚至在你最坏的日子里(她瞟了哥哥一眼),你也要装做在幸福地生活。所有的烦恼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消散。你们也马上要孩子。生很多孩子,就像农民那样。”

哥哥问:“什么?你们在说什么闲话?”

贝玲说:“我在跟他们说快要孩子。让他们生几个?”

谁也没注意到,我一下喝掉了半杯拉克酒。

过了一会儿,贝玲在我耳边问道:“坐在桌子头上的那个男人和可爱的姑娘是什么人?”

“她是茜贝尔在高中和法国读书时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茜贝尔故意让她和我的朋友麦赫麦特坐在一起。她想让他们谈朋友。”

贝玲说:“到目前为止没太多进展!”

我告诉贝玲,茜贝尔带着一种介于仰慕和怜爱之间的情感依赖着努尔吉汗,她们一起在巴黎读书时,努尔吉汗不仅和法国男人谈情说爱,还大胆地和这些男人做爱(这些都是茜贝尔羡慕不已告诉我的故事),她还瞒着伊斯坦布尔富有的家人和他们同居。但因为最后一次的爱情经历让她身心疲惫,另外也受了茜贝尔的影响,她作出了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决定。我补充道:“然而,这当然需要她去结识一个自己欣赏、门当户对、不介意她在法国的经历和她那些旧情人的人,并爱上这个人。”

贝玲笑着轻声说:“还没看出有这样一种爱情的迹象。麦赫麦特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家很有钱。他父亲是有名的公寓楼承包商。”

看见贝玲用一种怀疑的态度皱起眉头,我告诉她,麦赫麦特是我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尽管他的家人对宗教很虔诚也很保守,但多年来他一直反对媒人介绍结婚,甚至反对包头的母亲为他找一个姑娘,即使那姑娘是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也读过书,他希望和一个自己结识的姑娘结婚。“但到目前为止,他和自己找的那些现代女孩一个没谈成。”

贝玲用一种见多识广的口气说:“当然成不了。”

“为什么?”

贝玲说:“你看他的样子,他的德行……和像他这样一个从阿纳多卢内陆来的人……姑娘们会愿意经媒人介绍结婚。如果她们太会玩,太前卫,她们会害怕他偷偷地认为她们是‘婊子’。”

“麦赫麦特不是那种人。”

“但是他的家庭,他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聪明的女孩不会去看男人的思想,而会去看他的家庭和他的状态,不是吗?”

我说:“是的。那些对麦赫麦特发憷,不管他有多认真都不愿意接近他的聪明女孩,现在我不说她们的名字,和别的男人,即使在不十分确信男人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也能够很轻松地让事情向前发展。”

贝玲骄傲地说:“我没跟你这么说吗?在这个国家,不是有很多男人因为婚前走得太近,婚后鄙视他们的妻子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朋友麦赫麦特其实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他没能接近的女孩。如果他爱上了,女孩们会明白的,她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当然我没说他们会上床,但她们会接近他到能够结婚的程度。”

“然而麦赫麦特也因为那些姑娘没接近他、保守和懦弱而没爱上她们。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贝玲说:“这不对。爱上一个人不需要上床,也不需要性。爱情是雷拉和麦吉努[1]雷拉和麦吉努,一个流传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著名爱情传说。两个恋人尽管没能在活着的时候走到一起,却终于在死后相聚。[1]。”

我“嗯”了一声。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哥哥说:“怎么了,也给我们讲讲,谁跟谁上床了?”

贝玲用“孩子们在!”的眼神看了丈夫一眼。她趴在我耳边说:“所以真正要搞清楚的是,你这个看上去像小羊羔的麦赫麦特为什么没能爱上任何一个他带着诚意去结识并想接近的女孩。”

我很敬佩贝玲的智慧,一时间我想对她说,麦赫麦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妓院鸟。在色拉塞尔维、吉汗基尔、贝贝克和尼相塔什的四五个特别妓院里有他经常去拜访的“姑娘们”。一方面他试图和那些在公司里结识的二十几岁的高中女毕业生建立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每天夜里,他会在这些豪华的妓院,和那些模仿西方女影星的女孩们度过疯狂的一夜。喝多时,他会不经意地说出钱不够用或者累得脑子发昏一类的话。但是半夜,当我们离开一个聚会时,他会说要回到那个和手拿念珠的父亲与包头的母亲以及妹妹们一起居住、斋月里和他们一起把斋的家里,但离开我们之后,他会去吉汗基尔或者贝贝克的一个豪华妓院。

贝玲说:“今晚你喝得太多了,别那么喝了。那么多客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们身上……”

“好的。”我说,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酒杯。

贝玲说:“看看奥斯曼那种负责的样子,再看看你这种顽皮的样子……你们兄弟俩怎么会这么的不一样?”

我说:“才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很相像。另外今后我将会比奥斯曼更有责任心,更严肃。”

贝玲一开始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严肃……”过了很久后她说:“你没在听我讲话。”

“什么?我在听。”

“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说了些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纯真博物馆》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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