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史前遗物发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此事始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肃庆阳为首次。此后陆续发现甚多。

(1)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它遗物,周口店发现亦甚丰。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猿人,与北京人时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址时代更早,后有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后于“北京人”与“蓝田人”。则是在远古时代,吾中华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华南、北。

(2)、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华北发现者,多在山西、陕、甘高原一带。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缘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亦属此期。华南有湖北长阳出土“长阳人”。

(3)晚期旧石器时代

此期据今约不过一万年。遗址发现,遍及南北,惟黄河、长江下游各地,则尚未发现在此等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1)黄河中下游

一为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报发现,称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豫西、晋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东至豫中,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之台地,分布极稠密,已发现者约达千处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时已经原始锄耕农业,兼事渔猎。

二为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为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分为较早“形成期”与较晚“典型期”之两期。如河南陕县庙底沟,即在仰韶文化上层。安阳后岡则在殷墟之下层。此层皆属“龙山文化”之较早形成期。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镇诸地,是为龙山文化之较后典型期。此时期之文化,锄耕农业已甚进步。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其特色。并已有城堡建筑,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卜。

(2)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之发现。其分布范围,为长江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之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如淅川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区之文化,已普种水稻、狩猎、纺织均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3)其它

如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在此不备及。

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之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来吾国人古史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此六十年来之发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陆继发现,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论亦陆继改变。如仰韶、在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其各自独立发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华文化西来之臆测。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为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发现中尚不见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之遗址,则中华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司出纳诏命,如周之内史、汉之尚书。较之秦、汉九卿,意义深长远矣。此正见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则唐、虞时中国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后至秦、汉之际,转倒退乃尔。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

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

而夏人则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

鲧与禹则又别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脉中。曰“有崇伯鲧”崇即嵩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禅渚在河南陆浑。禹都阳城,世本。阳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阳翟者。阳城河南登封;阳翟,今禹县,出入数百里间。游牧之民习于移徒,古人都邑,同时有两三处不足异。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

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史记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与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舜二女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汉水也。四岳、三涂齐称,亦皆在嵩山山脉。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环黄河西部之一隈,谓“西部”者,对此下称“东部”者而言。有几许天然之渡口,殆为古代虞、夏氏族活动之区。史记虞夏皆颛顼后,明其血统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姜。

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

此如乌恒、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此犹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机。蒙古自成吉思汗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辞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储。

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史记夏本纪纪载夏帝王名及系次,而无年数。大戴礼记少闲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辕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皆与史记合。

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

夏代帝王系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见司马氏成书之谨严。若非有据,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从凭空撰出?凭空撰出又何意义耶?

刘歆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引。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史记集解引。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计许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于岁”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为舜、禹与苗之斗争。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旧说三苗为九黎蚩尤氏之后。尚书吕刑及楚语。又谓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若然,则三苗与虞夏同族相争矣。史记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国,然则虞、夏与三苗这争,正犹黄帝与蚩尤之争,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两省黄河中游之两岸也。

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渭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人间训。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辞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渭“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旧说又谓:三苗,姜姓之别。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吕国河南南阳,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为诫耳。范氏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其国近南岳。”汉人多指南阳衡山为南岳也。

又有禹、启与有扈之战事。

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见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高诱注:“有扈乃夏启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则与墨子、庄子均不合,恐出后人臆说。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

故其地皆称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又云:“齐桓公伐大夏。”左传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谓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条山经南沿河一带而言之。

又一方面则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诸民族势力相接触。

此可以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之事说之。此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入为夏朝之卿士而迁有穷。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于洛表,水内为汭,外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竹出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张仪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浞即代羿,又灭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观”,夏后相(太康子)为羿所逼,出依斟灌,见吴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贾逹说。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浇处过,豷处弋。“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鄩”。盖寒浞灭此二邑而分使二子处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复国。少康灭浇于过,至其子杼。又灭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分国、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间自太康失国迄于少康复国,绵延数十年,战争蔓延及于大河南北两岸,诚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记夏本纪失载,而旁见于吴世家。又楚辞离骚、天问亦言之。又有夏人与东夷之交涉。见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夏之放武观,见竹书纪年及逸周书。灭寒浞,逐东夷,皆见其势力之逐步东伸。

商民族亦在东方,初以服属于夏人势力之下,继则起而革命,遂代夏为当时之王朝而称商代。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则夏、商殆我汉民族之两支,而非两民族也。惟严格言,中华民族之抟成,当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国、商国则此时政治组织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则似含义又过狭小。姑以民族称之,经指当时之两种结集,如云“夏人”、“殷人”,可勿以严正的异民族视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时代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袭之王朝。则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属传说追忆者更进一层。

钱穆作品《国史大纲》免费阅读。

相关阅读

尸骨

比尔·普洛奇尼

今日宜喜欢

六盲星

周礼

周公旦

御手洗洁的旋律

岛田庄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