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唐室在统一盛运之下,一方面穷兵黩武,既招徕四夷,又以宽大为夸张,荡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祸,已如上述。而唐室在统一盛运下,又有一不良习气,则为王室生活之骄奢。因此连带引起宦官之跋扈。

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象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极于玄宗。

太宗时,内侍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又定制无得踰百员。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唐制流外官服黄。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惟衣朱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玄宗时,则宫嫔至四万。此见新唐书。白乐天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衣朱紫者千余。袁绍尽诛宦官,无少长皆死,仅二千余人。

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中人所名半京畿。时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箸”;肃宗在东宫,亦呼之“二兄”。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少亦十扣。

肃、代以后,宦官寖横用事。

李辅国在肃宗时称“尚父”、矫诏迁上皇。玄宗。于西内,以忧郁崩。肃宗崩,杀王后,进爵为王。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用事,谮罢郭子仪兵柄,又谮来瑱赐死。李光弼几乎判朝。

及德宗时,宦官遂握兵柄。

德宗以泾师朱泚。之变,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于是禁军遂归宦寺。

其后又有枢密之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始德宗末、宪宗初。

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宪宗被弑后,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世,宦官立者七君。除敬宗。而敬宗亦为宦官所弑。文宗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成,自叹:“周赧、汉献尚受制强臣,今受制家奴,更为不如。”唐自肃宗后,未尝有正式皇后。史所载诸后,皆由所生子为帝,奉上尊号。文宗崩,仇士良等废太子,立武宗。武宗崩,诸宦官废皇子,立宣宗。宣宗崩,遗命立夔王,王宗实等废之,立懿宗。宰辅隔在外廷,皇子素无威宠,亦唐代宦官得肆行无忌之一因。

唐室诸帝在其盛运中所表现者,则为女祸。

太宗纳元吉妃杨氏。长孙皇后薨,太宗欲立杨氏为后,以魏征谏而止。高袓从父兄子庐江王瑗反诛,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后为太宗才人,而高宗纳之。韦后私通武三思。玄宗年六十而纳其子寿王妃杨氏。当时朝臣亦不甚论列,盖伦理观念似非唐人所重。

衰象渐临,唐之诸帝乃醉心于服丹药,求长生。宪宗即其一人。其在其骄纵的生活下,宦寺自应占重要的地位。

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疎斥矣。”其党拜谢而去。今按:唐代王室奢荡,直至晚运匆替。懿宗时,好音乐,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至十余万人。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此以略论于前。一面则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

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当的力量。只在他们历次编撰氏族谱志的一事上可以看出。

太宗至以朝廷官爵与社会门第争崇卑。

贞观中,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进上。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书成一百卷,诏颁于天下。然当时朝中名臣如房玄龄、瑰征等,皆自与山东望族攀姻。旧门第之名望,终不为减。

其后又屡经修动。

高士廉氏族志颁下,时称允当。李义府耻其家世无名,乃奏改此书。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后本望,赞成之。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缙绅士大夫耻被甄叙,号其书为“勋格”。先天二年,萧至忠为中书令,又与柳況等撰姓氏系录二百卷。此后韦述又别撰开元谱二十卷。其后有元和姓纂。

当时门第仕进,亦较进士等科第为易。

高宗时魏幺同琉:“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书奏不纳。

玄宗时,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乎分,不克如是。”

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塘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

山堂肆考云:“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间裴氏五房,崔氏十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宰相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得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五人。高、韩、赵、郭皆四人。三人而下者不与。”

可见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

按:唐初如英、卫之类,其子尚袭封。中叶以后,此制尽废。门阀世袭,在政洽上之客观地位已取消。又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表请千牛不简嫡庶:谓:“主祭祀之裔,必贵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正庶。求贤之务,有异承家。河北风俗顿乖,嫡待庶若奴,妻御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普禁庶子不得入侍。圣朝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今简千牛舍人,方为此制,于理未安。母以子贵,子不缘母。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云云。

既主专简贤才,不问嫡庶,则门荫世袭之制终必替,公开考选之法终必盛。两种制度之转换,其后面必有与之相应符之思想及理论也。

又按:唐初争论封建极烈。封德彝渭:“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李百药谓:“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贤之路斯广。”马周谓:“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童孩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爱之适以伤之。”太宗卒听诸臣言不封建。

又欲割地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力辞乃止。就当时民治意识言,已知封建与门第皆无复兴之望矣。惟历史变化以渐不以骤,故门阀势力尚而延蝉。玄宗屡欲相崔琳、卢从愿,以其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门族上为帝王所忌,下亦不为寒士所护,则其渐趋衰微,亦必然之势也。

此等门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活豪华,亦可想见。

韦氏世为关中诸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韦安石子陟,始十岁,拜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昔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然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学,夜分视之。其子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此乃门第与王室、宦寺、武人不同之处也;甚可注意。

至于进士们的身分,本不甚高。考试的仪式,已与他们以许多近于侮辱的喑示。

舒元舆宪宗元和中上论贡士书,谓:“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侍命有司,始见贡院悬版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

而且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其时有所谓“公卷”与“通榜”之制。

“公卷”者,进士得先投所为文于京师达者,采名誉,观素学。及临试,可以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士,谓之“通榜”。其榜帖可托人为之。如郑灏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帖。又杜黄门主文第三场,由举子袁枢为榜帖,枢自列为状元。榜帖犹言名录。

故进士乃称“觅举”,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举士,明诏方下,固已驰驱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所以求延誉。

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所荐皆取。韩愈负文名,延誉举子,往往得售。

而其卑躬屈节之态,亦已可怜。

文献通考引宋江陵项氏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按:韩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书、拜北平王于马前之类,皆是当时风气也。

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求必得,而既得则肆意轻薄者。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文、武时宦官。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服,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书,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即是。”锴不得已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曰:“银釭斜背解明璫,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挂枝香。”

惟进士因公开考试得官,被视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应有的地位。此如东汉“孝廉”一样。中国史自向合理的路进展,此是一证。至于文学之风日盛,以及门第势力日衰,则为进士科日益得势后应有之现象也。中唐以后,进七科遂最为荣重。于是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后的一段朋党之争。

朋党启端,即由于考试舞弊。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托所亲于徽。时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实,宗闵亦坐贬。由是结嫌怨,植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是年四月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辟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即为此事发。

门生、座主,遂为朋党标目。

唐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师、门生”之称,其党祸亦不减于唐时。

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

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德裕以父为备身千牛,或劝应举,德裕言:‘好牛马不入行。’盖世家子弟可不科目而显,至是犹然。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他以文选不足为取士标准,固有理由。然当从此推进一层,为国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计。时应进士试者,仅知工诗赋谋进取而已。独一韩愈唱为古文,曰“文以载道”,“为古之文,将以学古之道也”;又以师道自届,当世怪笑之。人有请师柳宗元者,宗元谢不迭,谓:“世人之诧师道,犹如蜀犬之吠日也。”稍知事学问,则入寺访释子论佛理,或访道士求长生耳。世家子弟犹知循礼法,又熟闻朝廷典制掌故,宜乎德裕之以此自傲矣。直到北宋,始将韩愈一番意思发挥光大。又次当谋考试制度之整顿与改进。此亦至北宋而始有。如考试之糊名,改进士诗赋为经义等。不应倒退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残喘。

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亦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今按:郑覃、李德裕皆不喜进士,为李宗闵、牛僧孺所排抑。

当时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张排抑进士者,同时常是主张裁减官吏,而亦带有主张贵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肃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党,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请罢郡、县吏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员广,谓:“置吏不精,流品厖(máng)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者不能从一更高的理论上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势力之政论也。

李德裕的见解,虽不免褊狭。

文献通考引李德裕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一节,评云:“德裕之论偏异如此。”今按:德裕时代与马端临时代绝不同,故德裕议论,在端临视之,觉可诧异。此是历史进展。若自东晋、南北朝人看德裕议论,便全不感其可异矣。

然当时进士浮薄,则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厉朝臣之口头禅,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全忠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马端临谓:“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

郑綮以“歇后”为相,可以整个看出唐末的政局。

郑綮为相,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观曰:“寓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诗谣托讽时政,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中人有诵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故超用之。史称綮“立朝侃然,无复故态,而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于攘却之谋,綮请于文宣王字号中加一“哲”字。其为卢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

至于黄巢、李振等,皆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物,结果进士清流,遂受极祸。

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李振亦屡举进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劝尽诛缙绅,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网纪。”全忠然之,于是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辱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又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聚裴枢、独狐损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严华、夷之防,民族观念之提醒。重文、武之别,中唐以迄五代的武人,代表了不受教育,不讲道理。宋代下的重文浓武,只是要人人读书,受教育、懂道理,并不是绝对的认为可以去兵废战。裁抑王室贵族之奢淫,太监自然无地位。让受敎育、讲道理的读书人徒事词章者不算。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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