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g.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就这样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

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杰出的文学家。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可以帮我的忙了。

前面曾经提过,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编者按:指1928年),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超过叨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觉得十分快慰。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因此,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推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

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字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偷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

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地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在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和风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扑鼻的香味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哦!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如同做梦,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

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鸣叫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辞了。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

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仁慈的诚实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人,他讲的故事常常弓俄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在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

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

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桔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撅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海伦·凯勒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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