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有个儿子,是吧?”带着几分挑衅意味,吉敷问道。

“嗯。”恩田之妻用阴暗低沉的声音应道。

“你儿子现在情况如何?”

“他把我们之前在盛冈开的那家烤肉串店改造成了一家卡拉OK店,如今和媳妇一起经营着。”

“还顺利吗?”

“你是说店里的经营状况吗?”

“嗯。”

“还算不错吧。”

“那么,你儿子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吗?”

“他根本无法理解。他把我当疯子,连店门都不让我进。”

“哦?你该不会跑到儿子的店里去演说、征集签名了吧?”

吉敷这句话听起来极为讽刺,恩田之妻一言不发,从她的这副样子来看,估计恰巧被自己说中了。

“你这么做是为了救出他父亲,连他都不能理解你的话,也太令人伤心了。”吉敷安慰道。

“其实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他怕老婆跑回娘家去,才这么小心翼翼的。”

“哦,原来反对你这么做的人是你的儿媳啊?”

“是儿媳的父母反对。”

“哦,原来如此。”

说完,吉敷点了点头。

“当年结婚时,女方家长就极力反对,是我儿子死皮赖脸把儿媳娶进门来的。”

没想到杀人犯一家,连儿子结婚都有这么多麻烦。看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面子问题。吉敷再次苦笑,想必女人心里也很明白。既然如此,为了自己的儿子,她就不能稍微收敛一些吗?

“可是亲家说的话明明就前后矛盾。不就是因为他们说不想让女儿嫁给杀人犯的儿子,我才想尽办法、要在法庭上证明我丈夫的清白吗?结果现在又逼我停止这种活动,否则就要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去。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很明显,她的亲家并不关心事实究竟如何,他们担心的只是颜面问题。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是在一审的时候吗?”

“不不,在那很久以后了。当时法庭已经判决,我正在筹备二审的事。结婚那年我儿子二十八岁,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

昭和六十年。吉敷的心微微震撼了一下。

“二十八岁也正好是丈夫被捕时我的年龄。冥冥中自有天意啊。”

恩田的妻子怯生生地感叹道。然而吉敷心里却有另一番感触。

昭和六十年恰好是“夕鹤九号事件”发生的那一年,那件事吉敷至今难以忘怀。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和吉敷离婚五年的通子突然打来电话,紧接着又出现了相貌与通子酷似的尸体。吉敷不得不在大年夜,匆忙跳上夜行列车。之后,便发生了那件惨案。

虽然那件案子让吉敷和通子在分别六年之后再次重逢,但也留下了一段苦痛的记忆。那段记忆是如此心酸,以至于对吉敷而言,昭和六十年就像一个伤口,残留在他的脑海里。

心里这么想着,吉敷突然对眼前这位老妇人痛苦的半生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令他感到困惑不已。吉敷完全理解她那不为人知、无处诉说的痛苦,以及心中那无处宣泄的愤怒。虽然吉敷并不期望能理解她,但在聆听对方讲述时,心中难免生出一种宛如刀绞般的共鸣。吉敷知道,这正是自己性格的弱点。

聊着聊着,不觉已日头西沉,周围随之逐渐变暗,恩田妻子的脸也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冷风骤起,吉敷和恩田的妻子沉默了一阵,接着她把签名用的纸板塞回包里,看样子准备回家了。吉敷则一直默默地看着她。

这时,她把一张纸递给吉敷。吉敷接过来一看,只见纸的上方用大字写着“恩田幸吉无罪”的字样,字下边有张恩田年轻时的照片。剩下部分密密麻麻地排满了较小的铅字,似乎是案情概要和说明此案确有冤情的理由。吉敷大致看了一遍,内容与刚才听到的大体相同。

恩田的妻子没再多说什么,她已经知道吉敷是名刑警,明白不管说什么都是白搭。她沉默不语的样子,无声地倾诉着这四十年来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又是一天的努力,却只找到了一名听众,不巧的是,这名听众还是个刑警。在这四十年的争斗里,她从未得到过刑警的帮助,对她而言,刑警和检察官就相当于她的敌人。

即便如此,她还是微微地向敌人低了低头,然后右手拿着包,迈步横穿过公园,朝新桥站方向走去。她的身影对面,驶过行道树边的车辆纷纷亮起尾灯。

吉敷怔怔地望着她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出神,束手无策。她那双肩微垂的样子,不禁令人心生一丝怜悯。渐渐远去的人影越来越小,就像一个独自归家的小学生,仿佛随时都会融入黄昏时分的昏暗暮色中一样。这个小小的身影,想必今后所能做的也颇为有限吧。

不知她准备到哪儿去,她的家不是在盛冈吗?可能东京这边有暂时借住的地方吧。估计她今晚还会在借住的地方再次发表那通无助的演说,只要别被人当成疯子就好。

吉敷强装出冷酷无情的样子,依然坐在长凳上,没有挪动一下。

他只能这样目送着她走远。要是对每一名嫌犯的家人都心存同情,和他们扯上关系的话,即使自己有三头六臂,也定然不够用。吉敷知道只要此时随便叫对方一声,自己就会被卷入麻烦中。之前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每次都天真地应了对方一声,结果就是无穷无尽的麻烦事。这也是晋升考试早就通过,自己却一直无缘升职的原因。

吉敷突然想,此事如果发生在自己刚刚成为刑警的时候,情况又会怎样呢?自己是否会应她一句昵?如果任由她这样走远,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与她相遇,也没办法和她取得联系了。

此时恩田之妻已走出很远了,背影很快便会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之中。吉敷最终还是输给了她那怅然若失的样子。

“太太!”他大声吼道。

借着昏暗的暮色,勉强能看到对方停下了脚步。

“你住在哪儿?”他大声问道。

“西日暮里的泰平宾馆。”女人说。

吉敷知道那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外国人居住,也有许多警察们所熟悉的廉价木造旅馆。吉敷猜测,或许她就住在某间伊朗人开的旅馆里。在那里,任由她怎样演说都不会有人理睬的,因为根本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你打算在东京待多久?”

吉敷向她走去,两人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

“至少还会再待一个星期左右吧。”女人说。

“我知道了,谢谢。”

女人转过身去,继续向远处走去。她走出公园,背影消失在人行道上的树影之中。吉敷没再迈步追赶。但她那冷漠的背影,仿佛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的态度,引发了吉敷内心深处的共鸣。吉敷在心中默默地为她加油,虽然她的心愿达成,将意味着他的同事的陈年错误被揭发。

吉敷开始试想,如果自己是负责恩田事件的刑警,情况又会如何?或许自己也会把证据隐藏起来,一边因为她的活跃而痛苦纠结,一边逃避对逮捕原由的解释说明,并暗中控制着审判吧——

不,如果换做自己,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是绝对不会堕落到那个地步的。如果罪犯的妻子提出要见自己,自己一定会坦然面对,晓之以理,向她解释清楚为什么要逮捕她的丈夫。即便要上法庭,只要对方的提问发自肺腑,自己也会正面回答对方,不回避也不闪躲。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的话,还哪来勇气去逮捕犯人?还有什么严刑逼供、捏造证词,这种事就算死,自己也绝不会做出来。

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能让老老实实的百姓安心度日。正是为了这一点,自己才选择当警察的。如果连初衷都忘却了,那做什么事就都没有意义了。吉敷希望自己直到退休都能够保持这样一份身为男子汉的荣耀。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也不管自己将会遭到怎样的冷遇,都不会有半点迟疑,这份信念从未改变过。

犯下罪行的人很多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贫穷,这一点吉敷完全能够理解。但并不是每一个贫穷的人都会去以身试法。吉敷并不愿参与探讨这方面问题,他很清楚,对自身的放纵才是堕落的根本原因。不去面对自己的缺陷,只是一味地掩盖,还整天耀武扬威的话,迟早有一天,邪恶会自此萌芽。那时候,只要周围存在合适的借口,就全部会成为挡箭牌。因此,有时候只需一眼,吉敷就能分辨出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那个人再怎么巧舌如簧,都绝对骗不了他。面对这样的家伙,吉敷都懒得与之争论。

这次的恩田事件情况又如何呢?自己就这样扔下那个年老无助的女人不闻不问吗?这样做,能称得上维护正义吗?

如果没人帮她一把,那个女人估计永远都无法达成心愿。她手里没有新证据,主任那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庭作证的。所以,她这一次的重审申请,必定会再次重蹈失败的覆辙,法庭不会开庭审理的。在这样不停的反复中,她的丈夫迟早会有一天被处以死刑。然后失望、虚脱、无助令她不断衰老,终有一日追随他丈夫而去。到头来,不管恩田事件是否是桩冤案,都会被人们彻底遗忘。

这种事总是让人怅然。哪怕是确定的冤案,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使真相最终被警方巧妙地掩盖。这是最令人不快的一点。

不过,现在不是还无法确定恩田事件到底是不是冤案吗?也许冤屈只不过是那女人的一相情愿罢了。因此,这件事自己还是不插手为妙。何必非要去插手呢?

可警察守护的不是正义吗?吉敷心里立刻涌起这样的想法。为了维持秩序,有时要使用强权,有时还会危及同事的利益、颜面,然而,这些都不是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将此放到第二三位。首先要考虑的还是社会正义,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既然无法辨别是不是冤案,就该去调查清楚。只因为自己是刑警,就不去重新调查旧案,这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吉敷叹了口气。从道理上来说的确如此。或许不是每位刑警都这样认为,但这却是吉敷心中的准则。他站起身,也横穿过公园,踏上了回办公室的路。恩田的妻子说她住在西日暮里,西日暮里离小菅监狱很近,或许她就是为了便于每天去看望丈夫,才在泰平旅馆住下的。探监……吉敷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曾去过几次的小菅监狱见面室。

刚才自己出声叫住对方,其实并没有什么深意。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问一问对方的住处罢了。自己既不想、也没工夫去帮她,占敷暗自在心中告诫自己,或许可以说是命令。同时,他加快脚步向樱田门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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