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854年到1871年,欧洲未能实现社会间与国际间的完全和平,其原因有二:第一,贵族们还妄图恢复其不正当的特权,甚至无耻地干涉人们的思想、著作、讲学等方面的自由;第二,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各国外交家们定下的国界线存在许多的不合理,从而使得欧洲的局势日趋紧张。

在西班牙,君主政体复辟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还恢复了宗教裁判所。到了公元1808年,当拿破仑把西班牙交给自己的哥哥约瑟夫统治时,大西洋彼岸的西班牙属殖民地却正向美国学习,对欧洲的强权体系予以抵抗、反击。在南美洲,也出现了一位乔治·华盛顿式的人物,他便是玻利瓦尔将军,正是他带领着南美人民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对于这次起义,西班牙根本不具备镇压的力量,于是这次的起义也就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一样被拖延了下来。后来奥地利方面提出:根据神圣同盟的精神,欧洲各国君主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对西班牙施以援手。不过,这一提法却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但真正对欧洲列强企图在西班牙复辟君主制给予严重警告的,则是美国的总统门罗。

公元1823年,美国的总统门罗采取了果断的行为,公开发表声明称:任何欧洲国家,只要其在西半球进行扩张,那就是与美国为敌。这便是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宣称,美洲之外的国家都不准在美洲扩张。由于门罗主义的存在,欧洲列强在之后的100年时间里一直不敢干预美洲事务,而西班牙属美洲的新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

尽管西班牙君主制度丧失了殖民地,然而其在欧洲协约的保护下依然可以在欧洲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公元1823年,西班牙的一次民众起义遭到了镇压,而镇压他们的便是得到欧洲会议授权的法国。与此同时,奥地利也镇压了一次那不勒斯的起义。

公元18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去世,王位由查理十世继承。查理十世破坏出版和大学的自由,企图复辟专制政府,甚至打算给在1789年大革命中遭受损失的贵族赔款10亿法郎,以补偿他们财产被没收、城堡被烧毁的损失。公元1830年,巴黎市民奋起反抗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查理十世,然后拥立路易·菲利浦为国王。路易·菲利浦的父亲是在恐怖政治时代被处死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浦。对于法国的这次革命,由于英国公开表示支持,而奥地利和德意志境内都出现了自由主义运动,所以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大都没表示反对。然而,法国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而路易·菲利浦(1830年—1848年)当了18年的法国立宪君主。

维也纳会议所达成的和平,由于各国君主的倒行逆施又被打破了,欧洲再次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且,由于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官们还划分了不合理的国界线,也造成了局势的紧张,这种紧张对人类的和平威胁越来越大。

将思想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各民族的事务放在一起来治理,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且,一旦这些分歧因为宗教的纷争而日益加深和恶化的话,那事情就更难办了。除非是在某种强烈的共同利害关系的刺激下,否则这些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传统的各个民族是无法团结起来的。比如,瑞士山地族的各个民族之所以一度紧密团结,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抵抗共同的入侵者。况且,在瑞士,施行的是高度的地方自治政策。另外,像马其顿那样的国家,各民族混居在一起,村子零落,极其有必要实行郡县自治制度。如果读者看一下根据维也纳会议绘制的欧洲地图,就会发现,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为了激怒各国人民。

维也纳会议将荷兰共和国毁坏殆尽,其完全没有必要地将信仰新教的荷兰人与原来的西班牙属地(后归葡萄牙)尼德兰法语系的天主教徒,凑在一块儿,并由此建成尼德兰王国。维也纳会议还确定,把原来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远至米兰的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全都交给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统治。会议还将讲法语的萨瓦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拼在一块儿,撒丁王国就这样重新恢复了。由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本来就是由彼此不和的民族组成的易爆混合体,会议后又加上了意大利人,这便令局势显得更加紧张了。公元1772年和1793年,奥地利侵占了波兰并得到承认,这就更使得战争一触即发了。信仰天主教并具有共和精神的波兰人民,大部分都是在信仰希腊正教的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生活着;波兰的一些重要地区,则被划到了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名下。俄国沙皇还在维也纳会议的支持下,获得了对异族芬兰人的统治权。而彼此之间差异甚大的瑞典和挪威,则被划入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混乱局面中,读者应该也发现了:德国的处境极为危险和混乱。普鲁士和奥地利,它们都是部分位于拥有众多小邦的德意志联邦境内,部分置身于联邦之外;丹麦国王由于在荷尔斯泰拥有一些讲德语的地区,因此也加入德意志联邦;虽然卢森堡的大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法语,掌握其国家政权的是尼德兰国王,但这个国家还是隶属德意志联邦。

如果能让讲德语且认同德国文化的人、讲意大利语且认同意大利文化的人、讲波兰语且认同波兰文化的人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以语言作为划分国界的标准,那么这样不仅于他们自己有利,对其他民族也是有好处的。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维也纳会议却压根没有注意到。难怪当时的德国最流行的一首歌谣这样唱道:只要是说德语的地方,就是德国人的祖国!

公元1830年,法语系的比利时人受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公开拒绝在尼德兰王国中与荷兰人联合,并起来反抗。欧洲列强一方面担心比利时会趁机建立共和国,另一方面又担心其会并入法国,所以匆匆赶来调停,并拥立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列奥波特一世为比利时国王。同年,意大利和德国也爆发了起义,但都没能成功。另外,俄属的波兰也爆发了起义,而且规模更大。一个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公元1825年继位)的共和政府,在华沙坚持抗争了1年的时间,但最终还是被沙皇残暴地镇压了。从此在波兰,波兰语被禁,希腊正教取代罗马天主教成为波兰国教。

公元1821年,希腊人爆发了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双方进行了长达6年的厮杀对峙,但欧洲各国对此却完全漠视。对于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那些信仰自由的人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欧洲各国的志愿者组织在一起,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和希腊人并肩作战。最后,英国、俄国和法国终于采取了联合行动。在纳瓦里诺之战(1827年)中,土耳其舰队遭到了英法联合舰队的彻底打击,沙皇入侵土耳其。后来,根据公元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规定,希腊重获自由,不过却不能恢复它古代的共和传统。列强推举了一个日耳曼人当希腊的国王,这个人便是巴伐利亚的奥托亲王。除此之外,在多瑙河诸省(如今的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原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列强各设了一个是基督教信徒的总督。然而,如果想要将这一片地方的所有土耳其人都赶走,则一定会牺牲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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