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常常当我在灯下聚精会神读书时,灯突然灭了。这是全宿舍同学针对我一致作出的决议:遵守校规,按时熄灯。我多么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咔嚓一声,又从我的生命线上割走了一天。怔怔地坐在黑暗里,凝望着月色朦胧的窗外,我委屈得泪眼汪汪。

年龄愈大,光阴流逝愈快,但我好像愈麻木了。一天又一天,日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就像水滴消失于大海。蓦然回首,我在世上活了一万多个昼夜,它们都已经不知去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光阴何尝是这样一条河,可以让我们伫立其上,河水从身边流过,而我却依然故我?时间不是某种从我身边流过的东西,而就是我的生命。弃我而去的不是日历上的一个个日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岁月;甚至也不仅仅是我的岁月,而就是我自己。我不但找不回逝去的年华,而且也找不回从前的我了。

当我回想很久以前的我,譬如说,回想大学宿舍里那个泪眼汪汪的我的时候,在我眼前出现的总是一个孤儿的影子,他被无情地遗弃在过去的岁月里了。他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徒劳地盼望回到活人的世界上来,而事实上却不可阻挡地被过去的岁月带往更远的远方。我伸出手去,但是我无法触及他并把他领回。我大声呼唤,但是我的声音到达不了他的耳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死亡,从前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死者,我对他的怀念与对一个死者的怀念有着相同的性质。

自古以来,不知多少人问过:时间是什么?它在哪里?人们在时间中追问和苦思,得不到回答,又被时间永远地带走了。

时间在哪里?被时间带走的人在哪里?

为了度量时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日历,于是人类有历史,个人有年龄。年龄代表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所拥有的时间。真的拥有吗?它们在哪里?

总是这样:因为失去童年,我们才知道自己长大;因为失去岁月,我们才知道自己活着;因为失去,我们才知道时间。

我们把已经失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得到的称作未来,停留在手上的称作现在。但时间何尝停留,现在转瞬成为过去,我们究竟有什么?

多少个深夜,我守在灯下,不甘心一天就此结束。然而,即使我通宵不眠,一天还是结束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留住时间。

我们永远不能占有时间,时间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它宽大无边的手掌里,我们短暂的一生同时呈现,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生和死、幸福和灾祸早已记录在案。

可是,既然过去不复存在,现在稍纵即逝,未来尚不存在,世上真有时间吗?这个操世间一切生灵生杀之权的隐身者究竟是谁?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一位小学时的老同学陪伴我穿越面貌依旧的老街。他突然指着坐在街沿屋门口的一个丑女人悄悄告诉我,她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某某。我赶紧转过脸去,不敢相信我昔日心目中的偶像竟是这般模样。我的心中保存着许多美丽的面影,然而一旦邂逅重逢,没有不立即破灭的。

我们总是觉得儿时尝过的某样点心最香甜,儿时听过的某支曲子最美妙,儿时见过的某片风景最秀丽。“幸福的岁月是那失去的岁月。”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所以,同一样点心不再那么香甜,同一支曲子不再那么美妙,同一片风景不再那么秀丽。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明明知道,人类的彩色摄影技术已经有了非凡的长进,但我还是找不回像幼时看的幻灯片那么鲜亮的色彩了。失去的岁月便如同那些幻灯片一样,在记忆中闪烁着永远不可企及的幸福的光华。

每次回母校,我都要久久徘徊在我过去住的那间宿舍的窗外。窗前仍是那株木槿,隔了这么些年居然既没有死去,也没有长大。我很想进屋去,看看从前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遭遇,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也许,我仍然是那个我,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只有许多个我同时存在,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但我终于没有进屋,因为我知道我的宿舍已被陌生人占据,他们会把我看作入侵者,尽管在我眼中,他们才是我的神圣的青春岁月的入侵者。

在回忆的引导下,我们寻访旧友,重游故地,企图找回当年的感觉,然而徒劳。我们终于怅然发现,与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而且是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我们当年的整个心灵世界。

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时间带走了一切。逝去的年华,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我们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们遗忘了藏宝的地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我们不会这样苦苦地追寻。或者说,有一间心灵的密室,其中藏着我们过去的全部珍宝,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了。然而,可能会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们漫不经心地碰对了这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

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口含一块泡过茶水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快感和震颤的时候,便是碰对了密码。一种当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滋味,一阵气息,一个旋律,石板上的一片阳光,与早已遗忘的那个感觉巧合,因而混合进了和这感觉联结在一起的昔日的心境,于是昔日的生活情景便从这心境中涌现出来。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不乏这种普鲁斯特式幸福的机缘,在此机缘触发下,我们会产生一种对某样东西似曾相识又若有所失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像普鲁斯特那样抓住这种机缘,促使韶光重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忙碌着外在的事务。我们的日子是断裂的,缺乏内在的连续性。逝去的岁月如同一张张未经显影的底片,杂乱堆积在暗室里。它们仍在那里,但和我们永远失去了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对时光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诗便是他为逃脱这流逝自筑的避难所。摆脱时间有三种方式:活在回忆中,把过去永恒化;活在当下的激情中,把现在永恒化;活在期待中,把未来永恒化。然而,想象中的永恒并不能阻止事实上的时光流逝。所以,回忆是忧伤的,期待是迷惘的,当下的激情混合着狂喜和绝望。难怪一个最乐观的诗人也如此喊道:

“时针指示着瞬息,但什么能指示永恒呢?”

诗人承担着悲壮的使命:把瞬间变成永恒,在时间之中摆脱时间。

谁能生活在时间之外,真正拥有永恒呢?

孩子和上帝。

孩子不在乎时光流逝。在孩子眼里,岁月是无穷无尽的。童年之所以令人怀念,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曾经一度拥有永恒。可是,孩子会长大,我们终将失去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我们明白自己必将死去的那一天结束的。自从失去了童年,我们也就失去了永恒。

从那以后,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永恒便是我死后时间的无限绵延,我的永恒的不存在。

还有上帝呢?我多么愿意和圣奥古斯丁一起歌颂上帝:“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永是现在,我们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和到来。”我多么希望世上真有一面永恒的镜子,其中映照着被时间劫走的我的一切珍宝,包括我的生命。可是,我知道,上帝也只是诗人的一个避难所!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写起了日记。一开始的日记极幼稚,只是写些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之类。我仿佛本能地意识到那好滋味容易消逝,于是想用文字把它留住。年岁渐大,我用文字留住了许多好滋味:爱,友谊,孤独,欢乐,痛苦……在青年时代的一次劫难中,我烧掉了全部日记。后来我才知道此举的严重性,为我的过去岁月的真正死亡痛哭不止。但是,写作的习惯延续下来了。我不断把自己最好的部分转移到我的文字中去,到最后,罗马不在罗马了,我藉此逃脱了时光的流逝。

仍是想象中的,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童年而又不相信上帝的人,此外还能怎样呢?

如同一切“文化热”一样,所谓“昆德拉热”也是以误解为前提的。人们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误以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剧,于是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当作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文学英雄受到了欢迎或者警惕。

现在,随着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中译本的出版,我祝愿他能重获一位智者应得的宁静。

昆德拉最欣赏的现代作家是卡夫卡。当评论家们纷纷把卡夫卡小说解释为一种批评资本主义异化的政治寓言的时候,昆德拉却赞扬它们是“小说的彻底自主性的出色样板”,指出其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并非袖手旁观,“自主”并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们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层面上也是富于批判意义的。但是,他们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够超越政治的层面而达于哲学的层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说,在他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作存在境况而给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种威慑作用,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尔,在身历其境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尔,那么,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后,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问世,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

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这部巨著整个儿是在谈论“存在”,却始终不曾给“存在”下过一个定义。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只能约略推断,它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谜。

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和诗人都是“猜谜者”,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那么,小说的特点何在?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使命与哲学、诗并无二致,只是小说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能把哲学和诗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学和诗却不能包容小说。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学和诗的确各有自己的尴尬。哲学的手段是概念和逻辑,但逻辑的绳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很久以来,哲学和诗试图通过联姻走出困境,结果好像并不理想,我们读到了许多美文和玄诗,也就是说,许多化装为哲学的诗和化装为诗的哲学。我不认为小说是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出路,然而,设计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组合,用它们来包容、连结、贯通哲学的体悟和诗的感觉,也许是值得一试的途径。

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大夫是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是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

关于“存在之轻”的译法和含义,批评界至今众说纷坛。其实,只要考虑到昆德拉使用的“存在”一词的海德格尔来源,许多无谓的争论即可避免。“存在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自己有一个说明:“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涵义与“上帝死了”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对于托马斯来说,人生实质的空无尤其表现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使得一切真正的选择成为不可能,而他所爱上的特丽莎便是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另一方面,特丽莎之受灵与肉问题的困扰,又是和托马斯既爱她又同众多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一情形分不开的。两个主人公各自代表对存在的一个基本困惑,同时又构成诱发对方困惑的一个基本情境。在这样一种颇为巧妙的结构中,昆德拉把人物的性格和存在的思考同步推向了深入。

我终归相信,探究存在之谜还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的,不必是小说;用小说探究存在之谜还是可以有多种写法的,不必如昆德拉。但是,我同时也相信昆德拉的话:“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不但小说,而且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说的使命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遗忘”。

存在是如何被遗忘的?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坠入遗忘。”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中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当我看到孩子们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电子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片里的机器人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一个真正可怕的过程正在地球上悄悄进行。我也懂得了昆德拉说这话的沉痛:“明天当自然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我知道他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整个心灵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图自救、不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

可悲的是,包括小说在内的现代文化也卷入了这个缩减的旋涡,甚至为之推波助澜。文化缩减成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不复孕育和创造,只求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小说家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在存在的某个未知领域里勘探,而是把眼睛盯着市场,揣摩和迎合大众心理,用广告手段提高知名度,热衷于挤进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的行列,和他们一起成为电视和小报上的新闻人物。如同昆德拉所说,小说不再是作品,而成了一种动作,一个没有未来的当下事件。他建议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改行,事实上他们已经改行了——他们如今是电视制片人,文化经纪人,大腕,款爷。

正是面对他称之为“媚俗”的时代精神,昆德拉举起了他的堂吉诃德之剑,要用小说来对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唤回对被遗忘的存在的记忆。

然而,当昆德拉谴责媚俗时,他主要还不是指那种制造大众文化消费品的通俗畅销作家,而是指诸如阿波利奈尔、兰波、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前卫派这样的响当当的现代派。这里我不想去探讨他对某个具体作家或流派的评价是否公正,只想对他抨击“那些形式上追求现代主义的作品的媚俗精神”表示一种快意的共鸣。当然,艺术形式上的严肃的试验是永远值得赞赏的,但是,看到一些艺术家怀着唯恐自己不现代的焦虑和力争最现代、超现代的激情,不断好新骛奇,渴望制造轰动效应,我不由得断定,支配着他们的仍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那种哗众取宠精神。

现代主义原是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于真诚,即对虚妄信仰的厌恶和对信仰失落的悲痛。曾几何时,现代主义也成了一种时髦,做现代派不再意味着超越于时代之上,而是意味着站在时代前列,领受的不是冷落,而是喝彩。于是,现代世界的无信仰状态不再使人感到悲凉,反倒被标榜为一种新的价值大放其光芒,而现代主义也就蜕变成了掩盖现代文明之空虚的花哨饰物。

所以,有必要区分两种现代主义。一种是向现代世界认同的时髦的现代主义,另一种是批判现代世界的“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昆德拉强调后一种现代主义的反激情性质,指出现代最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反激情的,并且提出一个公式:“小说=反激情的诗。”一般而言,艺术作品中激情外露终归是不成熟的表现,无论在艺术史上还是对于艺术家个人,浪漫主义均属于一个较为幼稚的阶段。尤其在现代,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一个严肃的现代作家则敢于正视上帝死后重新勘探存在的艰难使命,他是现代主义的,因为他怀着价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他又是反现代的,因为他不肯在根本价值问题上随波逐流。那么,由于在价值问题上的认真态度,毋宁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蕴含着一种受挫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外露,默默推动着作家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继续探索存在的真理。

倘若一个作家清醒地知道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同时他又不能抵御内心那种形而上的关切,他该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昆德拉用他的作品和文论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位调侃能手,他调侃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调侃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却蕴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于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他自己不无理由地把这种写作风格称作“轻浮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的结合”。说到底,昆德拉是严肃的,一切伟大的现代作家都是严肃的。倘无这种内在的严肃,轻浮也可流为媚俗。在当今文坛上,那种借调侃一切来取悦公众的表演不是正在走红吗?

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腰斩《水浒》,其功过是非,累世迄无定论。我们只知道一点:中国最伟大的两部古典小说处在永远未完成之中,没有一个版本有权自命是唯一符合作者原意的定本。

舒伯特最著名的交响曲只有两个乐章,而非如同一般交响曲那样有三至四个乐章,遂被后人命名为《未完成》。好事者一再试图续写,终告失败,从而不得不承认:它的“未完成”也许比任何“完成”更接近完美的形态。

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在他生前均未完成和发表,他甚至在遗嘱中吩咐把它们全部焚毁。然而,正是这些他自己不满意的未完成之作,死后一经发表,便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地位。

凡大作家,哪个不是在死后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手稿?即使生前完成的作品,他们何尝不是常怀一种未完成的感觉,总觉得未尽人意,有待完善?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有一个梦: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可是,每写完一部作品。他又会觉得那似乎即将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仍未写出。也许,直到生命终结,他还在为未能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而抱憾。然而,正是这种永远未完成的心态驱使着他不断超越自己,取得了那些自满之辈所不可企及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真正的作家一辈子只是在写一部作品,他的生命之作。只要他在世一日,这部作品就不会完成。

而且,一切伟大的作品在本质上是永远未完成的,它们的诞生仅是它们生命的开始,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仍在世世代代的读者心中和在文化史上继续生长,不断被重新解释,成为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

相反,那些平庸作家的趋时之作,不管如何畅销一时,决无持久的生命力。而且我可以断言,不必说死后,就在他们活着时,你去翻检这类作家的抽屉,也肯定找不到积压的未完成稿。不过,他们也谈不上完成了什么,而只是在制作和销售罢了。

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动人心魄的爱情似乎都没有圆满的结局。由于社会的干涉、天降的灾祸、机遇的错位等外在困境,或由于内心的冲突、性格的悲剧、致命的误会等内在困境,有情人终难成为眷属。然而,也许正因为未完成,我们便在心中用永久的怀念为它们罩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终成眷属的爱情则不免黯然失色,甚至因终成眷属而寿终正寝。

这么说来,爱情也是因未完成而成其完美的。

其实,一切真正的爱情都是未完成的。不过,对于这“未完成”,不能只从悲剧的意义上作狭隘的理解。真正的爱情是两颗心灵之间不断互相追求和吸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该因为结婚而终结。以婚姻为爱情的完成,这是一个有害的观念,在此观念支配下,结婚者自以为大功告成,已经获得了对方,不需要继续追求了。可是,求爱求爱,爱即寓于追求之中,一旦停止追求,爱必随之消亡。相反,好的婚姻则应当使爱情始终保持未完成的态势。也就是说,相爱双方之间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各方都把对方看作独立的个人,因而是一个永远需要重新追求的对象,决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占有。在此态势中,彼此才能不断重新发现和欣赏,而非互相束缚和厌倦,爱情才能获得继续生长的空间。

当然,再好的婚姻也不能担保既有的爱情永存,杜绝新的爱情发生的可能性。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好。世上没有也不该有命定的姻缘。人生魅力的前提之一恰恰是,新的爱情的可能性始终向你敞开着,哪怕你并不去实现它们。如果爱情的天空注定不再有新的云朵飘过,异性世界对你不再有任何新的诱惑,人生岂不太乏味了?靠闭关自守而得以维持其专一长久的爱情未免可怜,唯有历尽诱惑而不渝的爱情才富有生机,真正值得自豪。

弗洛斯特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叹息:林中路分为两股,走上其中一条,把另一条留给下次,可是再也没有下次了。因为走上的这一条路又会分股,如此至于无穷,不复有可能回头来走那条未定的路了。

这的确是人生境况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的一生都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最终得到实现的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可能性被舍弃了,似乎浪费掉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

但是,真的浪费掉了吗?如果人生没有众多的可能性,人生之路沿着唯一命定的轨迹伸展,我们就不遗憾了吗?不,那样我们会更受不了。正因为人生的种种可能性始终处于敞开的状态,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从而踌躇满志地走自己正在走着的人生之路。绝大多数可能性尽管未被实现,却是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给那极少数我们实现了的可能性罩上了一层自由选择的光彩。这就好像尽管我们未能走遍树林里纵横交错的无数条小路,然而,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即使走在其中一条上也仍能感受到曲径通幽的微妙境界。

回首往事,多少事想做而未做。瞻望前程,还有多少事准备做。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如果一个人感觉到活在世上已经无事可做,他的人生恐怕就要打上句号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未完成的心态中和死亡照面,他又会感到突兀和委屈,乃至于死不瞑目。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生中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无论死亡何时到来,人生永远未完成,那么,我们就会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上与死亡达成和解,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也保持着超脱的心境。

19933

周国平作品《守望的距离》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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