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规则

——薇弗莱·龚的故事

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

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

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

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

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

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

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

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

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

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剖膛开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最令我害怕的是比目鱼。它们那扁平的身子和挤在一边的眼睛,令我想起一个被汽车压扁的小姑娘。我没看见她被碾死的情景,但一想起“压扁了”三个字,我就会联想到这条比目鱼。

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

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

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

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

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

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

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

“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

“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W—N,兵,你自己去看。”

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

“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

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

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

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

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魁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

“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

“小姑娘,我已有好久没玩布娃娃了。”说着,疼爱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挑战似地把棋子拿出来,在他面前摆好阵势。

这位老伯,他让我这样称呼他,他的棋艺可比我两个哥哥要强多了,我在他手里败了好几局,自然也损失了不少水果糖,但我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了许多关于下棋的新的窍门。老伯教给我不少花招:什么“暗度陈仓”,“投石落井”,“突然袭击”,“背部捅刀”,“迷魂阵”,“杀人不见血”……

下棋也有许多君子协定:吃进的棋子要排得整整齐齐,不到时机,不要叫“将”,还有输棋后,不要赌气把棋子一扔,因为事后还得你自己把它捡起来,而且还得向对方道歉。到了夏末,老伯已解尽所有,几乎传尽了他全部本事,我的棋艺更高明了。

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

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

“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

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

“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

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出:“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花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做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顶我的缺。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他们抗议着。

“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汁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毛巾,已经是很帮忙了!”

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身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美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出我的照片。鲍勃费雪在边上注道:“棋坛上还没出现过女大师呢。”

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头发按例给抹得溜光滴滑,夹着塑料水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美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

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子弄得大汗涔涔。他那件深色的,散发着浓浊的汗气的上装口袋里,塞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出手帕猛拭手掌。

我那件绉纱的粉白裙子的领口花边,扎得头颈很不舒服,那是妈特地为应付这种场面而赶制出来的。我按着妈给我设计的那个动作摆好架势:握起拳头支着下巴颏,肘部优雅地抵着桌沿,我会前后晃动穿着皮鞋的脚,就像平时坐在校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一样。随后,我停止了摇晃,咬着嘴唇做出思索和举棋不定的迟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手势,将棋子“啪”的一下,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随后,绽开一抹胜利的微笑。这是一整套专为新闻界设计的造型。

我不再在薇弗莱街上玩耍了,我也不去那满是鸽子和老人的小广场了,我每天两点一线:上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又扎进棋堆里,从中悟出更多的秘诀。

可很快我就觉得,家中的干扰太大,这主要是来自我母亲。每逢我对棋盘琢磨着新的策略时,她便往我身边一站,我想那是因为,她自认是我的同盟者。我每移动一个棋子,她鼻孔里就会轻轻喷出一个“唔”。

“妈,你老这样守在边上,我都没法练棋了。”一天,我终于向她提出。她便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去,把锅盘碰得乒乒乓乓的。当那阵乒乓声静默下来后,我发现她站在走廊拐角处,一声“嗯”,又从她紧闭的嘴里漏了出来。

为了我能安心琢磨棋艺,父母对我可谓百依百顺。一次我抱怨着与我同卧室的两个哥哥太吵,结果,他们马上被移到临街的那间起居室,在那里为他们支起了床铺。如果我在餐桌上把饭菜剩下,表示吃得太饱,我的胃部就会不舒服,那将影响我的思维,父母也决不会责怪我。但有一件事是无法赦免的,就是每周六,在我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必须陪妈上市场去。这时,妈会得意洋洋地挽着我,几乎进出每一爿店,购一大堆东西,然后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

一次跨出某店铺时,我低声恳求着她:“妈,你这样简直像是在做广告。”我妈立时当街站住,也不顾后面夹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不时碰撞到我们身上。

“哎呀,你认为与妈妈在一起,很丢你脸是吗?”她握住我的手,甚至攥得更紧了。

我眼睛望着脚尖回答道:“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那样把我弄得好尴尬。”

“噢,做我的女儿令你很尴尬是吗?”她温怒地发问。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样说的。”

“那你是怎样说的?”

我知道,这种误会越解释越糟糕。但我还是听见自己舌尖下溜出一长串话。

“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

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

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

“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

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

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

“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

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

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

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

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

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谭恩美作品《喜福会》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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