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后来父亲对我解释道:“你妈正在练习如何把巢筑得更稳妥,”他说,“可怜天下慈母心呀,你长大了就懂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不担忧什么?难道他是瞎子?为什么妈和我,能看到更多?

几天后,我才明白。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妈重新调整了我的卧室。我的床从窗边移到墙边,而原先我搁床的地方,放着一张旧的小床,我顿时明白了,妈一切不安和担心的关键,因为她怀孕了。她的危险点,有如一只膨胀的大气球一样脆弱易破。

“看,”爸面对小床对我说:“这就是你妈为之操心的小巢,忙活了一阵才置妥的小巢。”他对着小床,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但他对我以后所目睹的,一直是浑然不觉。妈不知怎么搞的,常会径自撞到家具或墙上,这样东碰西撞的,好像根本忘了自己怀着孩子,好像是故意赌气。她从不谈及这个将出世的孩子。她满口讲的,老是有关她的担忧、不安、失重感,与别人的龈龋。这令我很为那腹中的孩子担心,他似被困在我妈的肚子和他的小床的夹缝中,孤单单地悬在其间。

现在,我的床是靠墙置放了,所以夜晚,我听到的再也不是大街上的声音,而是墙那头传来的声音。根据门道里蜂音器上标明的,墙那边,住着一家姓苏茜斯的。

睡在靠墙的床的第一晚,就听到墙那边,传来阵阵号叫,听起来,像是嘴被捂住而发出的号叫。那是个女人?还是女孩子?我把耳朵贴在墙面上,只听到一个女人怒气冲冲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孩子的尖产申辩。霎时,好像这一切都冲着我来了,断断续续的。“我在跟谁讲话?”“你为什么要偷听?”“出去。”“还不如死呢。”

然后,又是一阵推操、殴斗和嚷嚷声,好像在厮杀,夹杂着尖叫。母亲对着女儿高举着手中的刀,准备将她肢解。先是扯去她的发辫,然后剥去头皮,拔去眉毛,再是双颊,一层一层地割下去,直到什么也不剩。

我把头埋伏在枕头里躺着,被耳里听到的和幻觉中的狂暴场面,吓得浑血打颤,连气都透不过来。一个女孩子给杀死了,那种种混乱骚动的声响,无可抵挡地传入我耳膜。我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恐怖。

可次日晚上,那个女孩似又复活了,她再次尖声号叫着,又是殴斗声,骚动声更刺耳了。女孩又一次置身在危险中。如此夜夜重演着。这时,墙上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种最坏的征兆。它的恐怖之处在于不知道这一切将于何时结束。

那个吵闹不息的家庭,就是隔着门外的公共走廊,我也能听到他们的大嗓门。

“如果你再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楼,看我不把你头颈拧断。”那是个女人的咒骂声。随后,楼梯上一阵劈劈啪啪的猛力踩楼板的声音,有人下楼了。“别忘了把你爸的衬衣取回来。”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时,我刚好关上自家公寓门出来,一手夹着几本书。猛一回头,发现一个高个子女孩正向我走来。因为太熟知那家的可怕的居家小节,以至当冷不丁与她面对面时,我竟吓得尖叫起来,书撒了一地。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只是窃笑着,快步下了楼。我猜她大约十二岁左右,比我大两岁。我飞快地捡起书,悄悄地尾随着她,穿到马路对面去跟踪她。

她实在不像那个我幻觉中被杀死了一百次的女孩。她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血迹。只见她穿了件耀眼的白衬衫,配着蓝色的羊毛衫和蓝绿的百褶裙。她神情似很得意,两条棕色的辫子合着步子一晃一晃的。后来,好像觉察到我在暗中揣测她,只见她猛然一回头,给了我愠怒的一瞥,然后快步拐弯躲开了我。

打那以后,只要一碰到她,我便故意将目光避开,装着专心走路,或者忙着整理外套上的纽扣或书包。对她,我总自觉有罪。

一天,父母的朋友素云姨和坎宁叔,到学校来接我去医院看妈,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尽管他们嘴上说着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事,但他们的神色,却是很沉重严肃。

待我们赶到医院,只见妈躺在病床上,悲痛欲绝地扭动着身子,突然她瞪大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都怪我,都怪我!其实我早就料到了。”她抖抖颤颤地重复着这些话,“可是,我没有去阻止它!”

“亲爱的贝蒂!”父亲竭尽全力地安慰她。但妈还是一个劲地责备着自己。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然后,她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企求我什么,好像恳求我宽恕她什么……只见她含糊不清地用中国话向我嘟哝着。

“丽娜,她说些什么?”父亲焦急地大声问我,这一着,使他再无法帮她把话说出来。

同样的这一着,也令我不准备对此作任何回答。顿时我觉得,最坏的一刻已经挨过去了。也就是说,她所担心的已经实现了。它们不再是令她胆战心惊的预兆,不再惊搅折磨她了。我只是专心听妈妈诉说着:

“在临盆时,”她絮絮地诉说着,“我已经听到,孩子在我肚子里尖叫,孩子的稚嫩的手指,还恋恋地依附着我。可医生护士们就是要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到人世间。孩子一露头,护士们惊叫起来。原来他瞪大着双眼!他看得见一切,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整个身子都滑出来了,躺在手术台上,缓缓蠕动着,散发着生命的热气。

“我调过目光看着他,立时发现,他的小手小脚,顶着个硕大的头颅,那模样这样可怕,我愕然了。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的脑袋壳也是睁开的——敞开的,我能一眼看到里面。那里空空然,没有脑子。也可以说,他没有思想。‘哎唁,这个孩子的头颅,只是一只空蛋壳一样!’医生们惊叫着。

“那孩子可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那颗硕大的头颅里,似散发着阵阵热气。

他抬起头转向这边看看,又扭往那边望望。我知道他什么都看见,什么都明白。他熟知我身体内的一切秘密,明了我是如何稀里糊涂地没了一个儿子,又稀里糊涂地怀上这一个儿子。”

我怎能把她所说的告诉父亲呢?他已够伤心了,我怎能忍心把她这套疯话传给他呢?

所以我只好编一套谎话来搪塞着:“她说,我们非常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再有一个孩子。她希望孩子在另一世界将很快乐。她劝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吃饭吧。”

从此,妈的精神崩溃了。不是突发的,而只是像碟子般一只只从架上落下来,一只接一只,跌下来,碎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一只碟子会掉下来。为此,我一直在紧张地惶恐不安地等待着。

有时,她做着饭,半途,便会把它撂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水龙头开着,哗哗地流过水槽,她却毫无感觉。切菜切到一半,举着菜刀的手会本然地凝住,眼泪开始扑籁籁落下来。在餐桌边吃着饭,会突然放下叉子,掩脸哭泣。“没——关——系。”父亲呆呆地坐那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竭力缓和着空气。而我,索性起立离开餐桌,揣摸着下一次又会发生什么,总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下一次。

父亲也逐日心衰意丧了,他也崩溃了,只是以另一种不同方式。就好比,他看着某样东西要摔倒了,便奋身上去企图挡扶住它,却常常是,未及到那儿,他自己却摔倒了。

“她只是累了,太疲倦了。”一天,当我们在金穗饭店吃饭——只我们父女俩,因为妈终日像个木头人样躺在床上。父亲这样对我说。我知道他终日在为妈担心,只见父亲憔停不堪,心力交瘁,痛苦地盯着他眼前的菜盆,似盆里装的不是通心粉,而是蠕动的虫子。

妈的两眼,视而不见地在家里四处环视,目光滞呆,没有一丁点活力。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总要拍拍我的头轻声问道:“我的大女儿今天怎样了?”嘴上这么说着,目光却越过我头顶,落到母亲身上。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的惧怕。我无法说明白到底惧怕什么,但我却能感觉到那种不祥之兆。我便十分敏感,能觉察到静默的居室中,每一丝轻微细小的动静。晚上,墙那头的殴打声和争执声依旧不断,听着,似乎那女孩子会被打死的。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把床单直扯到下巴下。我常常暗自估摸着,我们家和墙头那一家,哪一家更晦气更倒霉?比较了一阵后,自我安慰地觉得,隔壁的女孩子似乎更不快乐。

一天晚饭后,门铃响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通常,来客总是先按楼下的蜂音器。

“丽娜,看看是谁。”父亲在厨房对我说,他正在炒菜。妈躺在床上,现在她终日躺在床上,就像个活死人似的,毫无知觉和思想。

我谨慎地将门启开一道缝,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就是隔壁那女孩。我愣住了,她却不在意地一笑。只见她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谁呀?”父亲在问。

“是隔壁的——”我迟疑地看着她。

“特丽莎。”她很快地说。

“是特丽莎。”我说。

“请她进来。”父亲话音未落,特丽莎已快步走到我房里,完全是不请自进。

我关上门,跟在她两根跳跃的棕色发辫后面,那甩打着的发辫,好比落在马上的鞭子。

她径自走到窗台前打开窗子。“你要干什么?”我惊叫着。她面向大街坐在窗台上,然后对我傻乎乎地一笑。我坐在床边,只觉得冷飕飕的寒风,从窗外的夜色中呼呼进来。

“笑什么?”我问她。

“我妈一脚把我踢出来,”她止住笑,以一种洋洋得意的口气说,好像很以此为荣。然后,她又悄然一笑,说,“我们吵架了,她把我撵出来,把大门反锁住。

现在,她还以为,我会十分懊丧地等在门外,寻思着如何向她赔礼道歉。让她等着吧,我才不会呢。”

“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屏声息气地问,肯定这次,她母亲不会放过她,说不定真要杀死她,求个一劳永逸。

“我想从你窗外的太平梯爬回我自己房间,”她轻声凑在我耳边说,“她会一直等下去的,直到耐不住了,便会打开大门,而我却不见了。可我好端端地在自己房里,躺在床上。”说着,她咯咯地笑了。

“当她最终发现你在自己房间里,会吓坏的。”

“不会。她只会高兴,我还活着,而且也没出什么事。不过,她会装疯卖傻一阵,只那么几分钟。我经常做这种事的。没事!”说着,她便从我的窗口轻轻溜下,悄然回她自己房里去了。

我呆呆地对着敞开的窗户出神,百思不得其解。她怎么还会回家?难道她不感到,那种生活是如此可怕!而且,她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日于对她是没有尽头的。

我躺在床上,等着听那尖声号叫和殴打。夜深了,我还没睡意。隔壁响起了苏茜斯太太的大嗓门,夹着嘤嘤的哭声。“你这个坏丫头,差点把我吓死。”特丽莎也在叫喊着:“我差点摔断了脖颈。”然后;那边又是哭又是笑。

听声音,她们似已在热烈拥抱和亲吻。我吃惊了。不管怎样,我为她们高兴。

我的估计完全错了。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晚上,“希望”这个字眼,如何强烈地震撼着我。从此,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始终紧紧地抓住“希望”这个字眼,守在妈床边,看着她昏昏沉沉,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着。但我相信,这样的状况——这个最最可怕的状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灾难已经来临了,但现在,我却想到了希望。苏茜斯太太和特丽莎间的可怕的激烈争吵还在继续,但我从中似乎明白了某种涵义。

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抱怨着:“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看见那母亲,穿着漂亮的睡袍躺在床上。后来,女孩子向她高高举着锋利的刀刃:“你必需挨上一千刀,这是唯一令你解脱的办法。”

母亲闭眼坦然地接受了。嗖!嗖!嗖!利刃飞快地剐着母亲。母亲痛入肌肤,大声号叫着,但待她睁开双眼,发现没有血迹,也没有残骸。

女孩说:“看见了吗?”

母亲点点头。“现在我完全懂了。最坏的已经挨过,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女孩子说:“到墙那边去看看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错了。”

然后,女孩子携着母亲的手,穿过墙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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