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它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信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十五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祗”的“祗”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拚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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